徐振强：十三五京津冀等城镇群将率先孕育全球城市

　　1950年全球城市人口只有7亿多，2014年增加到39亿，联合国《世界城镇化展望2014》指出，目前世界超过54%的人口（39亿）居住在城市，2050年该比例将上升到66%，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再增加25亿。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底，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6.1%，十三五期间，从速度向质量转型的深度城镇化将成为必然趋势，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当前，治理好城镇地区已成为21世纪世界面临的最重要发展挑战之一。世界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三个国家分别是印度、中国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满足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在住房、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就业以及教育和卫生等需求方面面临众多挑战。到203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五个城市分别为东京（3700万居民）、新德里（3600万）、上海（2300万）、墨西哥城、孟买和圣保罗（2100万）和大阪（2000万）。全球城市格局将必然产生新的调整。中国新型城镇化将稳步实现农村人口的有效转移，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绿色化”，将“新四化”全面升级为“新五化”，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城镇群协同发展水平的升级，北京和张家口成功取得2022年冬奥会申办权等，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西安和武汉等为代表的中国超大城市将面临新的世界性机遇，那就是逐步走向全球城市。

　　一、发展近百年的全球城市理论

　　全球城市是继世界城市之后全球化研究的核心，在1915年，英国现代城市研究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先驱吉德斯（Patrick Geddes,1854-1932）就在《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中率先提出了世界城市，世界城市概念曾经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物。2000年初，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全面树立了全球城市的理论并提出了创建全球城市的战略。萨斯基娅·萨森基于全球劳动力分工提出“全球城市”，约翰·弗里德曼等基于世界城市等级网络提出“世界城市”，迈克尔·波特基于全球竞争力提出“竞争型城市”，约瑟夫·熊彼特基于创新、创业型，提出“创新型城市”，理查德·佛罗里达等基于创造力、创意阶层提出“创意型城市”，以及大卫·哈维等基于创业和城市治理提出“创业型城市”。

　　当前，世界上公认的全球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和东京等。纽约成为全球城市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纽约市经济结构变化增强了纽约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关于去工业化，费城也经历过类似的过程。

　　全球城市对全球治理贡献突出，并成为城市管理创新的领跑者。主要表现为：城市参与了有关各类议题的最优方法、政治文化以及标准规范的传播；城市不断加入全球及跨国网络、国际协会，在过去久未得识的全球论坛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城市和其他亚国家单位在促进国家的全球竞争力、推进全球化的进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斯科特将全球城市区域功能界定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全球城市外交效应显著，成为国际地区交往和务实合作的舞台。罗西瑙提出的两支世界政治论为城市外交的研究开辟了理论空间。全球城市融入了一个多层次主体构成的网络状外交模式之中，正是不断发展成熟的多层次外交为城市主体发挥外交作用提供了机会，是城市出于代表自身利益的目标，在国际政治某一领域参与同其他行为体的交往的制度和过程。城市的柔性边界在地方国际治理的具体战略中得以展开，为地方组织的跨国扩展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使得地方不必总是需要在民族国家的直接支持和控制下向外扩展。

　　全球城市统筹素链接的优势促进所在国家全球城市体系的构建。尼尔针对全球城市网络的内部结构与运作，提出两项描述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位置的指标：中心度与力度，以此考察城市节点的地位与作用。 中心度是指一种集中资源或者能产生有效扩散的力量，考察一个城市中心度的关键在于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城市的中心度；力度是指控制城市之间的资源流动的能力，一个城市的力度取决于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城市的力度。这种递归性的观点更符合网络结构的考察。他将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世界城市划分为：典型世界城市、枢纽世界城市、门户世界城市。泰勒将全球城市网络定义为由世界经济中先进生产者服务部门的公司内部流所构成的城市关系相互连接的网络。 周振华进一步发展了全球城市网络的内涵，认为它不仅具有通道、系统和组织三个层次。

　　1999年，新西兰中央政府的经济发展局提出奥克兰应成立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机构，以吸引全球投资者，增强奥克兰的竞争力，因此，提出奥克兰提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AREDS），建设创业型全球城市。2000年左右，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出现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新现象，不限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及其区域发展的过程，该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曼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罗、雅加达、拉各斯、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森保罗、上海和德黑兰。A. T. Kearney Inc.公司指出，综合商业活力、人力资本以及创新能力等因素，雅加达在中低收入国家的34个城市中排名首位。菲律宾马尼拉、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分列第二、第三位（印度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均位列前20。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排在第10位，中国北京位列第12）。雅加达和马尼拉从东盟经济共同体中获益良多。根据《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东盟内部要在2015年底形成统一市场和生产基地，实现货物、服务、投资和技术工人的自由流动，以及更自由的资本往来。

　　历史经验表明，伦敦、纽约和东京在20世纪的城市格局中占据全球引领地位，牵制全球资源的分配和经济的走向。结合全球产业分工、市场要素流向、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综合体量，以及中国城镇化可预测的总体规模，中国一、二线城市应当在城市总体发展战略中，明确新的高阶定位、承接更加多元化的国际分工、提升城市在全球地理中的要素优势、进而带动国内城市群整体的功能升级。在当前推进全球城市战略规划是我国特大型城市发展的方向，国际化、多元化、引领性等必须成为城市战略定位的核心导向。西安、重庆、武汉等中西部地区城市可能成为第二、三等级的全球城市。近些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东快西慢”格局已被打破，中西部经济快速增长，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影响力和控制力逐渐增强，西安、重庆、武汉等城市也开始吸引跨国公司。

　　面向2052年，美国、中国、OECD（不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将是全球的重点，其中中国将成为新的超级大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一。2013年，上海市总体城镇化率超过89%，周振华等人将上海的城市嬗变分为三个阶段，目前已进入到全球城市（2010-2039）阶段。2010年前后，周振华等人对上海创建全球城市，从城市功能、产业、空间布局、软实力、人口增长和公共设施、土地、能源、社会和治理等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二、我国全球(世界)城市战略推进现状

　　目前，全国有近百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是城市国际化的高级阶段，具有世界影响力，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制高点。2000年以来，国内城市包括北京、武汉、上海和广州等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构想。2005年1月，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2012年7月，广州提出建设“世界城市”（《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2013》），2012年11月，香港提出建设“世界级国际城市”（《香港2030规划远景和策略》），2013年11月，武汉提出建设“第三层级世界城市”（《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2014年3月，        上海提出建设“全球城市”（《关于编制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指导意见》），2014年4月，京津冀地区将落实“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打造世界级城市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与此同时，2005年8月，新加坡提出建设“Global City”（李显龙总理国庆演讲辞《Developing Singapore into a global city》），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提出建设全球城市（Global City）（《网络城市——2030法兰克福规划》）。

　　北京市在其《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中明确提出，2050年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北京市委、市政府在第十届七次会议上提出围绕北京、天津城市区域，以此建构一个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模式，形成开放程度高，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节点，京津双核共同打造世界城市地区。

　　17世纪中叶，清政府宣布广州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独揽全国外贸，国际知名度迅速提高，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次于当时的北京，英国的伦敦），因此，广州有成为全球城市的历史基础。香港在2030规划远景和策略中提出，香港要充分把握与内地日益紧密的城市，成为国际大都市，亚洲主要都会，深圳在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中定位为“与香港共同发展的国际性城市”。

　　武汉在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中定位为第三层级世界城市，即在洲际有一定影响，是区域的重要文化中心。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也提出了全球城市的目标。在新一轮发展过程中，作为长三角，以及全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城市，港口城市，上海城市发展对于国家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上海的目标选择是建设世界级城市，宗旨是服务全国战略。

　　然而，目前我国的城市距离世界城市仍有一定的差距。北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偏低，按建设世界城市的标准，服务业GDP比例明显偏低，基础设施薄弱；上海市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力、引领力和控制力来看差距还非常明显，尤其是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等功能层面，在全球发挥的作用还不够，如虽然金融市场完备，但是参与主体、主要产品、服务对象等等都还非常狭窄；武汉市距离世界城市的目标也有较大差距。因此，《武汉2049》提出武汉的世界城市目标是分层级、分阶段和分功能的。

　　三、面向中国2050区域节点性城市预判

　　全球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节点，它将各区域经济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均会重组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从而使一些城市凸现为全球的关键城市。全球城市的形成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世界上主要城市成为全球性资本流动的节点，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信息化便捷了交易活动和资本流动，联系了空间上遥远的地域，构筑了全球城市网络体系；经济全球化使少数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中心控制和专业服务集聚程度增高，从而推动全球城市发展。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近些年世界经济已经复苏，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开始。我国经济将继续高速发展，科技创新和技术运用上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也会明显缩小，产业结构和产品层次不断提升，在世界经济的分工格局中将向更有利于我们的高端转移。

　　经济全球化在未来三十年将经历低潮到新高潮的转变，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全球经济的衰退，未来几年经济全球化将处于相对低潮期，世界金融体系和经济格局也会调整分化，增长中心开始从西方转向东方，亚洲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后重新积聚力量，将催生新一轮技术革命，掀起新的经济全球化高潮，这个过程中，会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迅速出现一批具有实力的城市。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会得到极大的增强。中国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城市，以香港-深圳、北京-天津、上海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城市将伴随经济全球化脱颖而出，成为新兴的全球城市。

　　面向2050，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发展的国际性因素逐渐增多，我国的一些城市将发展成为国际化城市，国际金融业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设立分支机构、现代化交通和通讯进一步发展，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重庆、武汉、沈阳、南京、杭州、西安、成都、青岛、大连等城市将率先进入国际化大都市行列，其中一些城市有望成为全球城市。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可能成为第一等级的全球城市。普华永道伦敦事务根据各个城市的预测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排名，到2020年，以经济产出衡量，东京、纽约和洛杉矶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增长速度最快的是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其中2020年上海将从第32位升至16位，北京也将跻身前30位，排名第29位。牛津经济学公司在最新发布的《世界750座大城市未来的机遇与市场》报告中指出，到2030年全球50个最大城市经济体中国占17个，24座中国城市跻身全球经济50强，其中按GDP总量，上海、天津、北京、广州、深圳分列2、3、4、6、7名。全球城市依托区域发展，与周边腹地形成交流与合作，通过资本、信息、人才的流动与周边地区构建强大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率先发展，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城市群区域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重点区域，上海、广州、深圳、北京作为三大区域的中心城市，最具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目前已有一定的国际经济要素集聚，未来三十年，随着区域发展的整合、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升级，有机会和实力成为全球城市。

　　四、迈向全球城市的冷思考

　　城市升级发展，并在世界城市体系当中深化和巩固已有的地位，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城市群的总量和人口的规律性集聚，为超（特）大城市迈入全球城市创造的机遇和条件。但同时应结合中国城市当前特点，总体上处理好：城市文明、城市竞争力和创新、城乡融合、大城市病、城市治理、城市运营服务和城市产业升级与活力再造等。在“十三五”时期，从城市系统性出发，注重绿色、低碳、生态、韧性和智慧的协同规划，特别是针对既有城区的更新，应坚持有机绿色化更新的理念，充分运用PPP等合作模式，优化以往的城市建设投资方式，并加强公共财政资金的有效监管，特别强调国际性资源和要素在城市空间上的聚落和集成，为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做好空间化设计，加快引导产业升级，并注重依托产城融合的模式来推进卫星城开发，对既有城市实施最为严格的保护性更新，避免城市短命建筑的出现和暴力拆迁事件的存在。发挥互联网思维的优势，注重优质公共资源在区域内外合理流动，真正实现全球城市核心区的溢出效应，实现区域性繁荣，而不是强化断崖式或边界性畸形发展，这样才能有效制约城市增长边界地区的有效管控，抑制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促进城乡协同发展。

　　作者简介：徐振强，男，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低碳生态城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和国际合作等。近三年来，先后主持（参与）城市研究与规划项目近16项（国际合作4项、部委级2项、北京市折子工程1项等），参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关村管委会、深圳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青岛高新区管委会等单位的研究与咨询项目，其中深圳项目荣获“深圳市第十六届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二等奖（2015，深圳市城市规划协会）”。近五年来，参与三部著作的编写工作，作为编写组第一负责人编纂《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14-2015）》（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编纂工作；在《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学刊》和《北京规划建设》等发表学术文章62篇（其中SCI论文16篇；中文文章总下载量约一万四千次，累计被引超过100余次），其中《我国城镇文化复兴的战略规划策略研究》荣获第四届钱学森城市金奖的优秀奖。

    （责任编辑：王炬鹏）